财政公开不等于财政透明

10月31日，中国企业研究所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15年度《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》。报告显示，2015年31个省份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得分仅为36.04分。虽然较2014年度的32.68分提高了3.36分，提高幅度超10%，但整体透明度仍处较低水平，最为“透明”的山东省得分也仅为57.01分，尚不及及格线。

显然，即便对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一定争议，也无法否认报告所揭示的态势，大体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。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自2008年开始实施，在各界的监督督促下，财政信息的公开度逐年提高。上述报告已是连续第七年发布，数据显示，七年间，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平均值从21.71上升到36.04。

但是这一进步仍然是低水平的进步，前进的步幅以及公开力度都远远达不到现代行政的要求，离公众的期待更是相距甚远。首先，公开的范围依然能小就小，虽然大略的框架和脉络基本能够做到公开，但更为细化的分类则立时语焉不详，甚至根本不提。据上述报告的研究，当前省级政府的财政信息，仅公开了三分之一左右。

其次，一旦压力减轻，财政公开立即就出现“落潮”。上述报告也显示，在2009—2011年和2013—2015年期间，财政透明度的最高分出现下降趋势，“原本在财政信息公开方面做得最好的省份，反而出现了退步”。

再次，并非“越发达地区透明度越高”。一些经济发达省份，财政透明度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以上三点清楚地透露，促使财政公开，其压力的持续性存在明显隐患。而究其原因，盖因当前财政信息公开的动力是自上而下，无论公开的广度还是深度，都源自“上面”的压力究竟有多大。而很显然，“上面”的压力也同样存在动力来源问题。

公开并不等同于透明，仅仅知道花了多少钱没有多少意义，只有知道怎么花的、花钱的效果如何，公开才具有了“透明”的价值。当前公众对于财政信息的抱怨，一是看不懂，二是太粗略。其中的根本原因，就在于迫使公开透明的压力不足，相关方也就没有公开透明的动力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所透露的“并非越发达地区透明度越高”。这一态势，其实再次否定了经济发展能够自动生成责任政府和高效行政的观点。人都有自利动机，政府也概莫能外。财政公开和透明，本质上违逆这种自利的天性，因此其公开、透明到何种程度，完全依赖于外部压力。而如何培育、容忍外部压力，实际就决定了公开的广度和透明的深度。